《周易》的写作办法，《系辞》有明白的阐明：“《易》之为书也，原始要终觉得质也。”“原始要终”归纳综合了《周易》的全体写作办法，对于此高亨作了很好的诠释：“原始，察也。要，求也。韩康伯曰：‘质，体也。’此言《易经》乃察看事物之始，根究事物之终，标明事物由始至终之全部状况，以成一卦之体，即用一卦之体象一事物之全体也。这里我们以《乾卦》为例，剖析一下“原始要终”的全体办法。《乾卦》取象龙，以龙的“潜”、“见”、“跃”、“飞”、“亢”的运动变更状况，比方事物由始至终的开展进程。初九处于一卦最下位，为开展的暗藏期，身当此位，应养精蓄锐，不行滥用，故曰：“潜龙勿用”；九二为地之表，经由蓄养等候，一旦机遇成熟，即可脱颖而出，发扬其用，所以说：“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”；九三是阳爻居阳位，天时地利，但不能自得失态，仍要坚持警觉，“整天乾乾，夕惕若”；如许才干逢凶化吉，罹难呈样，或者跃或者潜，进退自若，故九四曰：“或者跃在渊，无咎。”九五为君位，是发挥志向的最好时辰，潜龙在这里一跃而成飞龙，即“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”。上九是极地，至此事物开展到极点，极点也便是尽头，于是“亢龙有悔”，阳极而阴，《乾卦》就要变为《坤卦》，事物就要向.相反的标的开展了。
前人以龙为善变之物，《乾卦》从“潜龙勿用”，到“见龙在田”再到“飞龙在天”，直至“亢龙有悔”，即抽象地描写了龙的变更的全数进程，也深入地提醒了事物开展由始至终的全体概貌。刘勰对于《周易》“原始要终”的办法十分注重，在《文心》中重复提到：
原始要终，创为传体。（《史传》）
原始要终，体必鳞次。（《章句》）
原始要终，疏条布叶。（《傅会》）
原始以要终，虽百世可知也。（《时序》）
《序志》篇更是直接提出了“原始以表末”的写作办法：“若乃论文叙笔，则囿别辨别，原始以表末，释名以章义，选文以定篇，敷理以举统。”这里虽说的長体裁论的写作办法，但实践上“原始要终”是贯串《文心》全书的一个主要办法。
首先，《文心》各篇都是以“原始要终”的办法来阐述文学识题的。兹举两例，略作阐明。诗歌是古代各类体裁中最主要的一种，体裁论首列《明诗》，理属固然。在对于诗歌举行原始要终时，刘勰遵照了“铺观列代”和“撮举同异”两个准绳，经过“铺观列代”来辨别“情变之数”；经过“撮举同异”来声明“大纲之要”，前者是本领，后者是目的。依据史乘的记录，刘勰将诗歌之始上溯到“葛天氏之乐”，历述了黄帝、唐、虞、夏、商、周期间的诗歌简况，总结出“顺美匡恶”的诗歌创作目的。接着比拟详细地叙说了汉朝诗歌由四言到五言的演化进程，指出五言诗的作风特色为“直而不野，委婉附物，炤怅切情”。然后又一一剖析了从建安三国期间到晋宋以来的诗歌开展的新变更。建安诗风是“大方以任气，磊落以使才'正始期间则“诗杂仙心”，东晋为“稍入轻绮”，西晋又“溺乎玄风”，到宋初因“庄老告退，而山川方滋”。刘勰以“原始要终”的办法，调查了“古今”诗歌的源流演化状况，在此根底上得出了“四言正体，则雅润为本；五言流调，则清丽居宗，华实异用，惟才所安”的论断。
《神思》位于创作论之首，阐述的是全部创作思想勾当的体系进程。“神思”勾当可分为以设想为主的构想条理和以言语为主的抒发条理。
神居胸臆，而志气统其关头；物沿线人，而词令管其枢机。柩机方通，则物无隐貌；关头将塞，则神有遁心。
为了能对于以构想和抒发为主体的“神思”勾当举行片面的剖析，刘勰又使用了“原始要终”的办法，阐述了构想和抒发的条件前提和“神思”进程的末了一项勾当——艺术润色。构想勾当的疏通，依附于创作主体的虚静心态；抒发勾当的实现，取决于创作主体的技能锤炼。刘勰说：“是以陶钧文思，贵在虚静，疏沦五藏，澡雪精力。积学以储宝，酌理以富才，研阅以穷照，驯致以怿辞。”有了虚静的心态，抒发的才干，然后方可“寻声律而定墨”、“窥意象而运斤”，进入发明勾当。因而，“神思”勾当以“虚静”、“积学”为其始。艺术润色作为“神思”进程的末了一道工序，每每起着决议性的感化，有了它，.“拙辞”会孕育“巧义”，“庸事”可萌生“新意”，所以说“视布于麻,虽云未贵，杼轴献功，焕然乃珍”。
总之，艺术思想勾当以“虚静”、“积学”为初步，以构想、抒发为中心，以修正、润饰为闭幕，这便是《神思》篇对于它所作的“原始要终”的片面阐述。?
别的，《文心》泛论、体裁论和创作论三个部份也都贯串了“原始要终”的办法。泛论称为“文之关键”，《原道》、《征圣》、《宗经》、《正纬》和《辨骚》五篇，从“人文之元”的“太极”（道）讲起，阐述了文章正体——圣文（典范）的发生，指出了傅会经义而呈现的纬书是“无益典范而有助文章”，末了归纳到经文的变体——真实的文学作品《楚辞》之上，说明了文章由本体到正体，再到变体的发生、开展进程。按刘勰的观念，文章本于“道”，源于“经”，变于“骚”，贤人经过“原道心以敷章，研神理而设教”，发明出典范圣文，这圣文尽管是文章作品的模范，但还并非真实的文章作品，屈原“取熔经意”，“自铸伟辞”，才发明出真实的文学作品。刘勰之所以把“辨骚”放在泛论而不是体裁论，其意图恰是要在“文之关键”中树立“道”一“经”一“骚”的原始要终的系统。
体裁论二十篇，刘勰称之为“论文叙笔”。“文笔”之说始于晋代，至南朝已成为差别有韵之文与无韵之文，纯文学与杂文学两大类体裁的代名词，《文心》对于这两类体裁辨别作了原始要终的阐述。从《明诗》至《谐隐》十篇属于“论文”部份，对于韵文，刘勰从最陈旧的诗歌艺术讲起，不断讲到《杂文》，并以《谐隐》作结。如许的布置是有其依据的。《汉书?艺文志》杂文类便是以谐辞切口作为附录的，所以到《谐隐》，有韵之文就要竣事了。从《史传》至《布告》十篇属于“叙笔”，对于散文，刘勰以《史传》为其始，由于人们理解古代的工作首要依托史乘，再说，“史肇轩黄”，其来长远，叙笔理应由此开端，到《布告》篇，刘勰在阐述书函、记笺以后，又摆列了表文、名册之类的二十四种杂笔，堪称细致备至，论到止境了。总的来看，体裁阐述了三十多类体裁，既统筹文笔，又“囿别辨别”，从《明诗》到《史记》，从有韵到无韵，线索明晰，条款具体，能够说是一部原始要终的文学分类史。
《文心》下篇被刘勰称为“剖情析采”，这一部份一样表现了原始要终的办法。“剖情析采”的二十四篇包含文学创作论（《神思》至《总术》）和批判观赏论（《时序》至《程器》）两个部份，创作和观赏，从理论的角度看是一个原始要终的全体，刘勰把观赏论也列入“剖情析采”当中，0的是要从创作进程和“文之情变”两个角度来阐述文学识题。我们先看创作论，《神思》作为创作论的总纲，是刘勰用来“原始”的篇目，它隐含了创作论以下一些篇目的首要内容，比方，“情数诡杂，体变化贸”，“预示下篇将论体性”?;“刻镂声律，抽芽比兴”是对于《声律》、《比兴》的归纳综合；而“陶钧文思，贵在虚静”可“与《养气篇》参看”《总术》则是带有小结性的“要终”篇目，这一点黄侃早有指明：“此篇乃总会《神思》以致《傅会》之旨，而叮咛慎重言之，非别有所谓‘总术观赏论部份，刘勰偏重从“文之情变”的角度来谈文学观赏问题，《时序》和《物色》两篇首要谈社会变化和风景变更对于文之情变的影响，给“将阅文情”的观赏者供给了掌握文情变更的两把钥匙。假如说《时序》、《物色》是向读者指出惹起文情之变的外在缘由的话，那末《才略》则是通知读者创作主体“性各别禀”，本领差别，是惹起文之情变的内涵缘由。有了这两方面做根底，《知音》篇就正式提出了批评作品的“六观”之法，以为“斯术既形，则好坏见矣”。到此观赏之论已根本实现，所以下面的《程器》就转到作家的道德涵养上了。篇中，刘勰把为文与为人、文学创作与社会义务联络起来，指出文人创作的终究目的在于“纬军国”、“任栋梁”，这明显已经是总结全书意旨的压轴篇，接下来的只能是《序志》罢了。
我觉得《文心》全书体大思精、科条清楚的缘由，与其说是“采纳释书程序而为之”，无宁说是遵照《周易》“原始要终”的办法而为之，由于前者只是类比猜想，然后者则于《文心》屡有明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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